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学解读

2013-11-12 0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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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丝路的兴衰史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是塑造丝路形态的主导力量，“中国兴，则丝路兴”。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丝路的再次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陕西以及西安有光辉的明天。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转变思维模式，敢于提出突破性的发展战略，从向东跟着中东部地区走向世界的模式转过身来——向西，向西，再向西。dAl大陆桥物流联盟

重走“丝绸之路”的陕西车队进入罗马。dAl大陆桥物流联盟

丝绸之路是汉代汉中人张骞怀着神圣的国家使命，历经九死一生才开辟出的世界性贸易通道，从秦岭脚下直至天山南北，再穿过无尽的荒凉沙漠，蜿蜒到地中海边。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作为起点被赋予了物资集散点和文化交汇点的功能。虽然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丝路时兴时衰，几度切换，但凝聚成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时至今日也并未消散。

当历史车轮滚进21世纪，中亚西亚逐渐成为能源供应中心和各种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同时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出现，导致了世界交通运输格局的改变。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中亚五国的成功访问，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设想，标志着丝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丝路的兴衰嬗变，找到丝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最佳模式，就成了摆在丝绸之路起点陕西人面前一道紧迫而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为此，我们专访了省工商管理局副局长、西北大学硕士生导师徐君峰，听他对这条绵延了两千多年、几经兴衰嬗变的大通道进行的历史地理学解读。

丝路之名：象征着华丽富裕的中国

记者：丝绸之路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但是对这条路名称的由来以及具有哪些文化表征可能了解的并不很详细，您对这点有什么样的认识和研究？

徐君峰：丝绸之路是指汉代从陕西长安经过中亚、西亚至地中海沿岸诸国的贸易之路。虽然丝路是古代中国人开通的，但是名称却是近代西方人命名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首次使用，描写从中国到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将丝路又延伸到了西亚和地中海沿岸。

清末民国初年以来，兴起了对中亚地区的考古，已冷清了多年的丝路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一批西方探险者深入亚洲腹地，开展了学术研究。随着研究内容的深入，出现了玉石之路、宝石之路、皮毛之路、瓷器之路、佛教之路、丝绸之路等不同的命名，虽然众说纷纭，但最终被普遍接受的还是丝绸之路。应当说丝绸之路的称呼准确地表达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

记者：起初这条路运输最多的可能不止是丝绸，比如宝石、瓷器、香料等等，但为什么最后被普遍接受的是丝绸之路呢？

徐君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三千年前商代甲骨文就有蚕、桑、丝等文字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希腊以及罗马的古书中提到“赛里斯”一词，翻译成汉语即丝国之意，就是对中国的称呼。丝绸不仅是中国独家生产奇货可居利润大的商品，在西方人眼里更被看作是东方国度的文化表征，轻柔光亮、色彩绚丽的丝绸传入西方，受到了追捧，形成了以穿丝绸为荣的社会风气。

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说：“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贵若黄金，普林尼估算每年高达十万盎司黄金流失，以致政府曾多次下令禁穿法令，但无法根绝。可以说命名为“丝绸之路”，寄托了西方人对华丽、富裕、神秘中国的美好想象。

丝路之兴：超越军事之外的意义

记者：丝绸之路的开通，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整个亚欧大陆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交融沟通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可能是当时的汉武帝和张骞都没有想到的。

徐君峰：是的，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通完全是个意外，张骞通西域的本意是要联合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的，纯粹出于军事目的。

具有戏剧性的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都没有实现军事上的预期目的，但无意中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大门，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并扩大了视野和活动范围，使民间自发的局部交通联系转化成政府强力维护的东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从此以后，汉朝和中亚各国相互间使节频繁地往来，团队大的约有数百人，小的也有百十人，形成了一股中西文明交流的洪流，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记者：具体来说，丝绸之路在当时哪些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君峰：这种影响是非常广的。首先，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丝路沿线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文明。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冶炼技术、坎儿井技术等沿着丝路向西传播，同时也从西方汲取了外来文明，如天文学、历法、数学、医药、制糖技术以及音乐舞蹈、工艺品等。

第二，繁荣了中西之间物产直接交流。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和西域的许多动植物品种实现了双向流动，中原的桃、梨被引入印度，桂皮、黄连被引入阿拉伯国家，引进到中原地区的有胡豆、胡桃、胡瓜等蔬菜瓜果以及驴和马等动物，比如最为著名的“汗血宝马”。

第三，为各种宗教文化传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丝路双向流通的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同时也是精神文明。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各种域外宗教涌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土以来，逐渐和儒家、道家的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第四，拓展了中原的战略空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征西，汉朝占领河西走廊后，本想劝乌孙重回故地，遭到拒绝后，汉朝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徙民屯田使大片荒野变成良田，防守西陲的人力、物力都可以就地取给，使汉朝版图延伸到西域边缘，同时阻绝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狭窄的河西走廊犹如一把长长的战斧，把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联系劈开，使草原弧形包围圈形成巨大的缺口，破解了匈奴借助草原弧形包围圈在长达数千里战线上的东西呼应，导致了整个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保障了中原的安全，增强了汉朝和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斗争中的战略地位，还对匈奴形成了反向包围，为战略反击创造了前提条件。

此后丝绸之路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时兴时衰，几度切换，但凝聚成的影响力无处不在，时至今日也并未消散。

丝路之盛：长安上空的波斯音乐

记者：丝绸之路的开通，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长安。您可不可以为我们描绘一下彼时长安的胜景以及这条黄金大通道对长安的影响。

徐君峰：汉代随着丝路的开通，前来中国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有希腊人、印度人、大月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罗马人，其中不少人滞留在都城长安，甚至出现了专管蛮夷商贾的行政机构大鸿胪和一条专供重要商贾居住的蒿街。他们传来了外域的乐器和舞蹈，长安上空响起了波斯的琵琶声和印度的笛声。杂技中的走钢丝、倒立、扛鼎以及吞刀、吐火等幻术也出现在街头上。

到了盛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高峰，慕名前来交好的国家和地区达300多个。高僧唐三藏通过丝路前往印度取经，上演了真实版的西游记，不仅带回了600多部经书，还写出了印度等地风土人情的《大唐西域记》，并按照印度佛塔的样式建造了大雁塔，至今还巍然屹立在长安城中。

记者：丝路文化在长安汇集，并不断向外辐射，一直通达到日本、韩国等地，这种辐射的内在动力来自哪里？

徐君峰：汉唐长安与丝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当时全国各地的商品从四面八方先汇集到长安，再由各国浩浩荡荡的驼队通过丝路输往西方，丝路因汉唐长安的繁荣而变为世界性贸易大通道。西来的“胡货”则通过长安再辐射全国甚至远到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携带许多丝路传来的物品回到日本，保存在首都奈良正仓院，故日本人称正仓院是丝路延伸的终点。长安则因丝路的兴盛而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城市的商业中心为东市和西市，市场内开有“井”字型街道，交易的商品琳琅满目，外来胡商多住在交通便利的西市，故西市比其他市场更为繁荣，有“金市”之称。

丝路不仅赋予了长安商品集散地的功能，还让长安敞开了阔达的胸怀，以大国气度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接纳了来自异域的多种文化，并交融升华，从而使民族的传统文化充实了新的内容，形成了一种相对开放、色调热烈的文化状态，这或许也是长安影响和辐射广远的内在动力。

唐代以后，北方长期战乱，长安开始进入衰败。在新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此与国都绝缘，长安更名西安，形象地表明它已由一国雄都降为一方重镇。

丝路之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记者：丝绸之路在汉唐时候盛极一时，可是之后却一度沦为荒蛮之地，尽管后来在元朝时候还繁荣过一阵子，但再也没有达到顶峰，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徐君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后，为了维持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的庞大开支，加大了对丝路贸易苛捐杂税的征收，迫使利益受损的商人逐渐放弃，导致了威尼斯等贸易港口的衰落。欧洲在寻找新丝路通道中进入了大航海时代。

近代技术工业的诞生和发展对传统的手工产业商品产生了极大冲击。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传统国家，由于社会分工的制约以及生产力的低下，农民不可能生产更多的商品进入流通。当欧洲在中世纪后开始觉醒，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各国，中国传统商品再也难以与各种工业产品相竞争，逐渐被机械化生产的商品所替代。缺少了商品的交易和流动，作为商道的丝路便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而遭到遗弃。

丝路延续了两千多年，却在人类文明走进近代之时，逐渐地消失在大漠的风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世界交通格局的变化；二是海禁的自我封闭；三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无法提供用于贸易的商品；四是国内经济中心的南移；五是地理环境的恶化。这五种原因或主或次地复合导致了丝路走向终结。

记者：从您的介绍，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中国国力强盛以及对外包容开放则丝路兴盛，反之则丝路就走向衰败，那么，您觉得这些规律对今天的我们有哪些启示？

徐君峰：总结规律对我们今天而言不无启示。改革开放是适应历史潮流之举，汉朝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才有了丝路的出现和发展，明清实行海禁直接导致科技文化水平落后于世界水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带来的不仅是商业繁荣，还有和世界的同步发展。对长期受闭关自锁政策影响的中国来说，自我封闭只能落后挨打，开放是永恒的主旋律。未来包含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必须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全世界，中国的未来就在于开放。

丝路重振：陕西要做好承接引擎

记者：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之后，重振丝绸之路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从您的研究来看，现在提重振丝绸之路是否具备条件，以及据有哪些意义？

徐君峰：当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贫穷落后的中亚逐渐成为能源供应基地，重振丝绸之路，尤其是面向中亚的贸易经济，已经越来越有必要。

中国与中亚具有很大的经济互补性，贸易发展迅速，中国已分别成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99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仅为4.6亿美元，2012年已高达460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100倍，已沉寂了数百年的丝路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总人口近30亿的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边牵着繁荣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部夹着落后的中亚经济凹陷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习总书记适时提出的战略犹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大气魄，表达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谋求与各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标志着丝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能找到一个发展的最佳模式，就成了摆在丝路起点陕西人面前一道紧迫而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记者：正像您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对陕西来说意义可能更为重大，那么陕西在这个大背景下，面临着哪些机会？

徐君峰：世界交通运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海上交通面临的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而从陆路到欧洲沿途经过的国家政局相对稳定，安全系数高，途经丝路到欧洲的新欧亚大陆桥和沿西伯利亚到欧洲的老欧亚大陆桥相比，平均缩短了三千至五千公里。

陕西地处中东部和西部的结合点，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距欧洲的距离比中东部近。郑州已开行国际班列，经西安、乌鲁木齐、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至德国汉堡，全程10214公里，历经两次转关、两次换轨，运行时间16天到18天，比走海运到欧洲节省20余天。如果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实现全线贯通，那么一万多公里理论上仅不到两天的时间。

古丝路原本是一条贸易通道，要把线状的“道”变成条状的“带”，就需要向两翼扩大辐射，最大程度地将沿途人口聚集区城市吸纳到丝路体系中，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不断优化配置，最终建立西起欧洲边缘的土耳其的自由贸易区，向东南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接，为中国与东盟关系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打造新增长点。这样既可以为我国对外贸易找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并且为重塑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一个新的重要支点。

发达的交通和物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西安国际港务区依托综合保税区、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公路港三大支撑平台，把沿海港口功能延伸到西安，构建起一个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国际内陆港和辐射周边的物流中心。可以这样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陕西已经具备成为欧亚大陆商品汇集桥头堡的基本条件。

记者：那么，陕西在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之后，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开拓空间？

徐君峰：中亚五国是地球上离海洋平均距离最远的地区，丝路所具有的“联”和“通”的功能对这些内陆国家而言是经济发展的生死命门，丝路不仅能获得所需的外来商品，也能将自身资源换成滚滚财富，更能额外收取物流往来的巨大过路费。中亚五国都希望以丝绸之路为切入点，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以便把落后的中亚改变为繁荣的中亚。2012年，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量仅占中国贸易量的1.2%，存量水平的低下为双方之间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国务院批复的“关天经济区”以大西安为中心城市，形成丝绸之路沿线最密集的城市群和产业聚集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启动将陕西以及西安再次推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新丝路的繁荣会为陕西以及西安带来大量的跨国资本、贸易客商以及生产企业，从而快速提高陕西以及西安经济的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

目前，需要立即着手的是成立智库，把陕西以及西安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合在一起制定出操作性强的规划，创造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在吸纳外资企业走进来的同时，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要协调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在中亚开辟类似“唐人街”的交易区，将陕西及西安塑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商品集散地，从而再次焕发出汉唐盛世时的历史辉煌。

广袤的西北地区具有空间和资源优势，足可以形成经济发展内在的动力。尤其是拥有深厚文化根基的西安，聚集着大批科研队伍和大专院校，人力资源相对充足，加之有几十万家企业以及已经形成的门类齐全的装备制造业体系，只要抓住时机，加快产业升级，占领价值链高端区域，陕西就一定能成为新丝路发展的强大引擎。

记者：谈了这么多，您最后能否再结合丝路的兴衰，总结一下这些规律性的东西。给后来者以启示和借鉴？

徐君峰：从丝路的兴衰史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是塑造丝路形态的主导力量，“中国兴，则丝路兴”。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丝路的再次兴起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转变思维模式，敢于提出突破性的发展战略，从向东跟着中东部地区走向世界的模式转过身来，向西，向西，再向西，让中东部地区通过西部地区去连接欧亚大陆各国，以新欧亚大陆桥为基础，使西安重新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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