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新机遇“草原”“钢铁”两丝路
2014-11-13 14:25:36
大陆桥物流联盟公共信息平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俄罗斯室主任 盛世良
满洲里善于顺应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新变化，源源不绝地提出新思路、新创意，增强自身竞争力，服务中俄蒙和东北亚地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巩固中俄蒙战略伙伴关系实实在在地做贡献。最新的范例就是提出“草原丝绸之路”和“钢铁丝绸之路”——“中俄”和“苏满欧”国际铁路大通道两大新构想，并且已有成效。
国外四大有利因素
当前，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提出新的对外经济战略，以本国为核心，左右开弓，两翼拓展，改善本国处境，扩大全球影响，争夺经济话语权。
美国实施“两洋战略”，通过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向亚太和欧洲拓展经济和政治影响。这两个经济贸易安排都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政治色彩，TPP把中国和俄罗斯排除在外，TTIP压根儿就没有考虑俄罗斯。
欧洲向西呼应美国的TTIP，向东在北约东扩独联体受阻后，由欧盟出面搞“东方伙伴计划”，已经成功地拉前苏联地区西部六国中的四国疏离俄罗斯，倒向西方，最近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
俄罗斯东西兼顾，西部力求维持和扩大同欧盟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同时阻止独联体国家“西倾”，东部则加紧开发远东，经济上面向亚太。近来，俄罗斯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梦想借中日关系恶化之机，以解决“北方四岛”领土争端为诱饵，吸引日本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高科技产业，助推经济转型，振兴俄罗斯远东。然而，日本追随美国参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打破了这一梦想。
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并启动了“一带一路”，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中国不喜欢“拉帮结派”，喜欢包容共赢，提倡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广交朋友，有钱大家赚。
这是其一。
其二，俄罗斯把加快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定位为21世纪优先发展方向。开发远东喊了几百年，这次动真格。远东地区启动“超前发展规划”，选出23个“优先发展区”。《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卢布专项纲要，一年投资和引资9000亿卢布，合270亿美元。根据规划，到2025年，远东和贝加尔地区GDP将增长一倍半，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从想知道8.5%，上升到10.2%，人口将从1040万增加到1240万。2020年吸收中国投资将增长6倍。
其三，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普京希望把俄罗斯的欧亚大陆桥（需要165亿美元投资）同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衔接。
其四，美国西方对俄制裁促使中俄双方加大相互的战略倚重。俄罗斯6月份的民调表明，近年来，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好转，40%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在俄罗斯友好国家排行榜上，中国的排名今年首次超过俄罗斯的盟国亚美尼亚和哈萨克斯坦。对美国好感的人只占18%，而一年前是50%。对欧盟有恶感的人则从一年前的3%上升到22%。
人心相通，互信增强，战略协作的阻力烟消云散。
“草原丝路”“钢铁丝路”，满洲里打开阳关道
2013年夏，中国外交部主管部门领导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时，曾邀请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当时我们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优先方面定位为欧亚大联通和投资贸易便利化；把新疆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最直接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我国向西辐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出发阵地”；把有良好政治、经济和人文基础的中亚定位为优先地区。从这些定位看，满洲里似乎跟“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沾边。
从去年起，我国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内陆地区，都争先恐后地拥向西北，抢着过中国—哈萨克斯坦铁路的“独木桥”，唯恐在争夺出口市场、物流通道、产业转移对象方面落后于人。满洲里似乎又不沾边。
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开我的阳关道。满洲里人善于“脑筋急转弯”，提出“草原丝绸之路”和“钢铁丝绸之路”，南到珠三角、中到长三角，北到俄罗斯，都可以与满洲里共享红利。
“丝绸之路”本来就有四条：“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满洲里地区本来就是“沙漠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由此可曲折到达地中海，直通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现在，中俄、中欧之间的货运成倍增长。满洲里开辟“草原丝绸之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要论“钢铁丝绸之路”的优势，满洲里没有对手。
满洲里和二连浩特是我国对俄罗斯和蒙古最大的陆路口岸，承担着中俄65%和中蒙95%的陆路货物运输量。2013年满洲里口岸过货量突破3000万吨。蒙古和俄罗斯分别是内蒙古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俄之间铁路货运增长7%，共运送40.78万个集装箱。今年第一季度，货运量又增长8%。
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货运额巨大，2013年达到3930欧元。海运便宜，但太慢；空运快，但太贵。铁路货运兼有两者的长处，优势明显。“渝新欧”货列开通后，法国《回声报》的记者抑制不住喜悦心情：18天跑完1万多公里，跨越7个时区和多国国界，每个集装箱运输成本才9000美元！
看来，这位法国记者有点孤陋寡闻。他今年6月18日发出上述报道时，难道不知道，以满洲里为关节点的“苏满欧”货运专列，已经在2013年9月30日成功首发！“苏满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已经正式贯通！
2014年初，被铁路部门确定为等级最高的“五定班列”（定起终点、定路线、定时间、定运输内容、定运价），实现了常态化运营。今年3月份起每月开3列，7月份起增加到每周一列，全年计划开40列。这条通道启用至今，累计发送集装箱货值达4.6亿元。
“苏满欧”班列有三大优势。
一是运价优势。由于中俄铁路部门都下调运费或提供优惠，幅度达到运价的两三成，目前“苏满欧”班列每个集装箱每公里运费仅为6美分，略高于海运，远低于“渝新欧”等班列。
二是时间优势。“苏满欧”班列全程13—15天，比“渝新欧”少4天，比海运少25—35天。
三是安全优势。班列主要途经政局稳定的俄罗斯，得到了普京的好朋友，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亚库宁的亲自关怀，比中亚各国查验次数少，货物损毁风险低，安全系数高。
四是货源优势。班列以苏州为起点，可以把上海和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运往欧洲，实现了国内生产市场和国外消费市场的快速对接。
五是通关优势。班列沿线铁路网发达、运输能力强，满洲里口岸综合过货能力和换装优势明显；满洲里与南京、广州签订转关协议，实现无障碍通关；满洲里口岸联检联运部门开辟了绿色通道，班列在办结出境手续、完成吊装作业比“渝新欧”班列少1小时。
“中俄班列”除了上述这五大优势外，还另有三大优势。
一是辐射带动优势。采取拼箱集结方式，把起始点广州和沿途重要枢纽的家居、建材、工程机械和汽车零配件等俄罗斯最需要的货品集中起来，发往目的地，有利于形成物流经济带，带动沿线经贸发展。
二是物流成本优势。铁路总公司把“中俄班列”国内运价下浮60%，物流成本为各班列最低。
三是产业升级优势。承运企业将在满洲里建设中俄贸易园，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从商品交易、国际物流运输，到跨境金融结算、市场信誉保障的一体化服务，既缩短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时间，又能吸引发达地区出口企业落户满洲里中俄跨境贸易服务市场，推动口岸通道经济向资源落地加工转变。
几点建议
一、积极参与俄罗斯铁路建设和改造
俄罗斯物流落后，物流费用在GDP中占20%—24%，而发达国家仅占10%。随着“中俄班列”车次增加，俄罗斯铁路的薄弱环节日益显现。28%的铁路桥“年过百岁”，机车平均已使用27年，磨损率近70%，货车磨损率40%。西伯利亚大铁路集中了全国通过能力最低路段的绝大部分，同贝阿铁路一起，现代化改造需要165亿美元。俄罗斯把东部地区的铁路建设和投资看作战略项目，过去由于互信不足，拒绝中国参与。现在俄罗斯欢迎中国参与振兴俄罗斯铁路运输，这反过来又会增强中俄互信。
二、通过绥（芬河）满（洲里）线，让俄罗斯远东运输“抄近路”
可以把绥满线“嵌入”俄罗斯欧亚大陆桥，拓展国际运输新通道。货物从俄罗斯西部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过赤塔向东南，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和绥芬河，再返回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港口，海运到日本的新瀉和韩国的釜山。同样，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货物也可以抄这条近路迅速送到后贝加尔地区，缩短运输距离近2000公里。
俄罗斯有专家提出，如果运输量够大，可以考虑在绥满线标轨外侧85毫米处加铺一条铁轨，让俄罗斯的宽轨列车无须换轮对，直接穿行中国东北。
俄罗斯朝鲜边境城市哈桑和罗津之间54公里的铁路2013年9月底完成改造，俄罗斯铁路运输公司投资90亿卢布（合17亿人民币）用于铁路改造和港口建设。
三、提法上把“一堡一带”改为“一门一带”
用“一门一带”似乎较为妥善，即“中国向北开放的大门和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
“一堡一带”指的是“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
俄语同汉语一样，桥头堡指的是进攻的据点。我想，我们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不会喜欢被我们作为“进攻”对象吧！
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起过，类似的不当之处还有一个提法——“西进战略”，“向西挺进战略”。把我们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作为“挺进”对象，似乎不合适。俄罗斯人好容易联想到纳粹德国的“东进战略”——Натиск на Восток。
中国常说，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后方，俄罗斯人也不喜欢这一提法，用“中俄互为战略依托”的提法岂不更好！
多年来，北京—满洲里班机每逢夏季一票难求，随着“草原丝路”和“钢铁丝路”的发达，北京—满洲里航班可能会全年繁忙，那时也许就需要修一条高铁把满洲里同内地连接了。我就等着坐北京—满洲里“草原高铁”了！
作者简介：
盛世良，1942年5月17日生于上海市，1964年7月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同年8月到新华社工作，先后在国际部和参编部任翻译、改稿、编辑和编辑室主任。1978-2000年，三次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工作，共14年，任记者和副社长。2005年至今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96年起至今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和俄罗斯内政室主任，2006年起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联合会顾问，2007年起为俄罗斯瓦尔代辩论俱乐部（国际俄罗斯问题学者非政府组织）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曾在中国中央报刊、部门和学术刊物以及俄罗斯报刊发表评论、特写和论文千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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